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汉书·董仲舒传》）五常之道是君王治国理民的核心价值观，它不仅直接决定着生民百姓的命运，也决定着国家政治的兴衰，王者应该对它大力提倡、培养、整饬。从《春秋》常变观看，他有仁爱之心为常，其行为是变，他的作为是以变返常。
而儒学完成，则又确始于孔子。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春秋公羊传》庄公31年）、亲亲相隐、大义灭亲等均被司法官吏奉为司法的指导原则。元在董仲舒思想体系中是一个重要概念，《春秋繁露·重政》：《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诸子传说即《孟子》等书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四方学士，皆师尊之。
他说：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不爱民之渐乃至于死亡，故言楚灵王晋厉公生弒于位，不仁之所致也。根身站直并且生长变化，就是开天辟地且天地也变化，于是从我来讲，有了朗意识。
在《古兰经》中有许多地方要求圣徒必须遵循真主的正道或正路，有的译文作中道。美德乃是一种中庸之道，德性就是中道，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正确。遗憾的是历史上东西方哲学中的人性理论都不免有以偏代全的倾向，唐先生称为半边人性论。两仪原是指屈伸或曲直即我们形躯的两个最基本的仪态。
这句讲的就是权能运作的朝直用中，与《中庸》诚与中和这对观念正是对应相通的。如第17章第9节云：这部《古兰经》必引导人于至正之道，并预告行善的信士，他们将要享受最大的报酬。
尽管地球上不同地区的原始人类已经有了在后来奠定不同文化差异的自然环境，但在人类脱离普遍纯粹自然状态进入人类文明以前，这种从野蛮到文明的全面考验毕竟要大于不同地区具体而微的环境差异，况且人类文明的起源都差不多在大江大河、湖泊海隅这些自然条件适宜的地方。唐先生是通过《道德经》和《中庸》的解释来说明这一点的。为什么要反对实体主义？唐先生说，因为实体主义不仅是一种谬误、一种无明、一种自我欺骗，更是潜伏在文明生命、文明社会里的恶根与祸害种子。但尼采只知道人性在爱罗方面的生命强度，却忽视了人性在良知方面的生命强度。
儒家哲学重点在如实，道家哲学重点在感一，即就是说儒家精神是同融中道文化里的同融周偏的感一如实，道家精神则是同融中道文化里同独周偏的感一如实。由此可以看出，皇极大中和朝直用中的关系实际上是理一分殊的关系。由形而上姿态反观人类文化，唐先生进行了总体概括，认为在世界上三大文化体系中，西方是异隔无融的哲学传统，印度是同独无隔的哲学传统，只有中国是同融中道的哲学传统。这具诚曲能明能言的形躯乃是天地万物、意义世界得以开显的枢纽。
场有哲学所要建构的是一种仁材并建的人性论。究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就是唐先生所说的太落实了，这也就是李泽厚先生早就提出的实用理性过分发展的结果吧。
这种过犹不及皆为恶，以中道为最高德行的中道观与中国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极为相似，孔子就推崇中庸为最高德行：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他认为，中国古代开天辟地、盘古生其中的神话，表达的是人类精神意识由潜向郎的转化的历程。
因此，中庸之道就受到了强烈批判。西方人和印度人由意识心同异殊途发展出来的理性道术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有化面为端的倾向。六觉一觉，超切正觉：场有哲学的心性论。中庸之道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绵延之久也是其它民族无与伦比的，从尧舜禹的允执厥中，汤之执中而政平，文、武、周公的治中以施仁，直到孔子出以中庸之言，发以中和之德，而子思则集其大成，阐其深义，孟轲又补以权变，明其应用，中庸之道就几乎一直高居中国正统哲学的中心地位直至今日，即使在激烈的维新，激进的革命之中也在没有完全抛弃这一有价值的方法。与道始和道本相对应的为始德和元德两面德性。这是在对原始佛教缘起说肯定前提下的新发展，研究者一般概括为三谛：（1）空谛。
这里根身实际上就是道身与器物之中。因此，他就在全面反思、批判中西实体主义的基础上构建了以超切中道于保合太和为其方法与目的的超切主义的哲学，这个超切主义——亦即是胜义的，中道的非实体主义，而不是传统的、一偏的非实体主义的哲学。
这就是以西方哲学为代表的倾向。印度所处的环境过分地炎热，广大民众的生活相当简陋而艰苦，种姓（Caste）划分的严厉与酷刻，阶级剥削、压迫的沉重……都使这个伟大的民族及其宗教、社会生活和行为趋向于极端而反中庸。
在异隔与同独两大倾向间的是同融心态，其特点是没有意识我与道体的争持，是一种当下既是的姿态。……过犹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
这个思想……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进入文明社会，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占有主导地位，这种泰古生活的经验凝结成的观念就被用来指导社会生活。在印度文化传统中，由于同独的精神是正统，同融的精神是异端。场有哲学便具有这样的特点。
实体和原子都是端之及至，化端为面的中和理性是不会允许它们存在的。人的道身或形上身尽管超越了自我或根身，但始终与后者不可分离，所以根身与道身是既超越又亲切不离的超切关系，即道身起于根身的超越自身，但在超越中仍然与后者保持亲密不离的关系。
唐先生也非常客观地谈了中和之道的局限。换句话说，材性就是材知爱欲。
人类精神发展与个体意识发展相似，是具有生命机能的。摘要：作者认为要更好地理解场有哲学，把握场有哲学的本质，要走中道。
在异隔心态里的意识我是一种自我不断扩张、逞强争霸的姿态，而在同独心态里意识我却是一种亲和自抑、求安求平的心态。唐先生还解释《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说，太极指的原是我们这具能直立走路的形躯。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什么是中和术呢？这就是一种化端为面，即化两个对立的极端为互为依存的一体两面的理性道术。
从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场有哲学的反面是传统的实体主义哲学。纵观中国历史，从正面来看，我们不能不说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不曾断裂，不曾灭亡是与走中道有很大关系的，只不过在后来的历史上出现了很大的弊端，直到近代一接触外来文明消极方面就暴露出来了。
皇极就是太极，皇就是王这个观念的高尚化和神圣化。八卦的原义不是指八种自然现象，而是指八方之象，即八方所垂之象。
他的中道观还是服务于他的政治观的，他把他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当时古希腊自由民的身上，认为只有处于极富有和极贫穷的阶级中间的既不因奢侈而狂暴，也不因贫穷而无赖的中等阶级才具有中道的品质，这与先秦儒家面向全民的中庸之道不同。是指我所认识到的以言说表现出来的实体事物的空。
